梅边小记：“我谈梅兰芳先生琐事不过是花边新闻而已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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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梅兰芳偕梅剧团到苏联访问，在莫斯科、列宁格勒两地义演，同来的戏剧界有余上沅、张彭春两教授，银行家吴震修之子某也同来转道去欧洲留学并做梅的伴侣，不久他就去法国留学了。剩下余、张和我经常在梅先生所住都城饭店与他作伴。实际上我当了一名通事和联络员。有些都记在我那篇《忆梅兰芳》文中，就不再重复。我想谈谈梅的身边琐事充其量不过是花边新闻而已。为了纪念梅先生九十诞辰，不惜拈笔写来，名曰梅边琐事，其不登大雅之堂，也非传记。可惜当时合拍照片全部遗失，无法使图文并茂了。
1950年代前后和他几次聚会也附记在这里。可那时和我们一道的许源来竟不幸在“文革”中被折磨致死。幸而年高八十岁的姬传老人当健在，而且撰笔为梅写《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》已出版了。我这些散记，作为补白也可。拉杂写来，也算一种随感录吧。因只凭我记忆写的，可能会有出入和舛误，好在梅门友好弟子甚多，可以加以订正。先此抱拳并非乞讨哀告盘缠，读者鉴之，是幸。
梅兰芳与许姬传、许源来
跟梅兰芳同去苏联的两位一余一张，都是名教授。余先生湖北人，温文儒雅，张彭春先生身高一米九，一口天津味的京白，见到来访记者口似悬河。大概同名小生德琚如相差不多，俗话说长得一副另脸。张后来到联合国供职，又出任国民党驻外大使。他慷爽，神气也和乃兄张伯苓相像。总而言之，行走如风，一进门就有点叫板先声夺人的不凡气势，这方面与余上沅先生成了对比，一个温醇，一个豪迈。梅边有两员大将算是左辅右弼了吧。张先生好用洋人名言，特别是戏剧权威萧伯纳、易卜生等话语常挂口边，他讲的是英文，当然以用英美典故时候为多了。他拉我陪他上街购物，都恭维我的鉴别趣味taste特佳，真“咯儿”(天津话)。
余上沅
梅兰芳在美国与张彭春、杨秀
由于张先生谈锋健，每次散戏梅卸装、整容后先吃夜宵，多半是叫到房间里吃的。有一次梅先生特别高兴要到楼下餐厅吃，我陪他们到了餐厅点了菜，这时食客（住客）中有人发现了梅先生，有好多人从桌上就起，有的女士们还站在椅子上鼓掌欢呼，梅只好起身答谢，而欢呼声和掌声延续了好多分钟，连服务员都停下来不上菜在旁看热闹。可见梅先生影响之大，受人欢迎到了什么风光入迷的地步。这在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、别列谢茨卡娅少数几位“明星”外是绝无仅有的盛况。梅先生附我耳边说，他们也许把您当成我，他真会开玩笑呀！
吃过夜宵还不上床睡，就聚集在梅的房间畅谈演出成功与否和外边反应，以及白天与戏剧界人士记者往返，好记下来——这多半由上沅先生和李斐叔（梅的秘书）担任，我也从旁协助，真可谓“傍了”梅边了。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梅兰芳
梅在莫斯科除和斯坦尼、丹钦柯作过个别拜访外，也去卡梅尼剧院访问塔依洛夫夫妇、梅耶霍德戏院看他夫人演《茶花女》，有一次竟碰到流亡到苏联的德国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。他可说每场不拉地来看梅的戏，可惜无缘看我介绍，因此并未真正识荆了。其实布莱希特是我老师特列恰可夫(《怒吼吧，中国！》《邓惜华》)的作者），特列恰可夫北伐时来过中国，并在“北大”“俄专”上过课，自认是我的老师，因此和我有“师生之谊”。他的下场已在爱伦堡《人、生活、岁月》书中披露被清洗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特列恰可夫曾陪梅先生去苏联影协看到爱森斯坦并留影为念，这张照片有耿济之兄。可惜也遗失了。前些年《艺术界》主编胡晓秋从“上图”借印了一张给我转寄给黄宗江请他转交梅绍武，也已浮沉渺无下落。最近看到耿鸾之在《新民晚报》写短文记她大哥耿济之和梅先生交往，也说明有一张与戈公振、梅、莫洛托夫的合影，也在“文革”中抄去。就我记忆当时外长是李维诺夫，耿鸾之记差了也说不定。戈公振对梅访苏极其热心，约我同访戏剧舞台协会，洽谈演出场所、住宿等安排。戈先生是名记者，做事极为精细，这点宝权可说是有乃叔遗传，他俩连书法也几乎完全一式一样，未必宝权有意临摹老叔的吧。公振先生喜欢跳舞，所以和眀星公司的女演员胡蝶常到“都城”翩翩起舞，有好心人居然想给戈老先生作伐，岂非笑话！
梅兰芳、胡蝶同时访苏，一戏一影，如臻其妙。胡蝶在宴会后还唱了一段《汾河湾》（西皮原板）自称是学梅先生呢。自然不敢说是亲授，只能算“私淑”而已！
胡蝶与梅兰芳赴苏前合影
梅先生演出前游览市区，曾特地非常庄重地到列宁墓敬献花圈，这张照幸好还保留下来，已见我《记曾收留在梅边》的短文。梅戴皮帽穿皮大衣，可想那时莫斯科虽属早春，还是料峭春寒。我陪他上旧货商店和文物商店买点纪念品和零碎小摆设，他说回国后好送送亲友。我有一枚普希金铜币纪念章，他很喜爱，向我要去说：“您给我也要，不给我就不用客气地要了。”这个纪念章不知尚在人间否？前面刻的是普希金半身像，后面镌了他的诗句：老天没白白把七弦琴托付给我。
莫斯科俄式大菜很地道，但吃多了也会生厌。有一次梅忽兴食炸酱面之念，莫斯科没有甜面酱又无人会擀面条，只好由我老伴贺翘华代劳，用酱油和面，以充炸酱，买了些俄制面条，请了他和余上沅（张彭春已随剧团由海参崴回国）在我家胡乱吃了一顿，梅赞不绝口。我后来听冯耿光老先生说，这回吃面的新闻还专门打了电报回来报告，登了《申报》呢！
梅先生很爱绘画、书法、养花饲鸟。在无量大人胡同住所时常有画家、诗客往来。我的岳父贺履之是梅宅画友常客之一，他给我一封信也是仅存的他的封信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效鲁晤畹华时，烦为我问好，伊曾向我索画，回国后当相赠也。”
贺老是画家兼诗人，又写过一部戏曲叫《海侨春》，他当时在北京是和萧厘泉、萧谦中、陈师曾等办有画学研究会，和金拱北父子的“湖社”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两大画社。梅也曾对我爱人说，您会画是老太爷教的吧？几儿也赠我一幅好吗？贺先生当年在北京和梅学画老师汤定之老先生齐名，有“二之”之称。
梅先生的秘书我如皋同乡李斐叔先期随剧团，由张彭春带队从海参崴回国，这时期梅的笔头工作，如给人写回信、打回电、照片题字，只好由我暂时滥竽充数了。梅和南通张青庵交情很深，李斐叔的字也是学张状元的，他跟梅学戏也是青翁作介。我的字是学魏碑，与青翁体也即梅体迥乎不同，这可难了。信上笔迹人家一看就知“大非昔比”了。
爱森斯坦为梅兰芳拍摄《虹霓关》片段
有的文章提到姚玉芙也跟梅访苏，恐出误传。出国对很多人是苦事，不会讲外国话嘛。徐老兰沅即对我发过牢骚，说咱们上街成了哑巴，幸亏有好的华侨陪伴，代买些纪念品。妙在这些华侨习惯叫好而不爱鼓掌，梅上演时，楼座的华侨大声叫好也是一绝，洋人叫好只是 bravo（喝彩声）而非“好”或“呃”。这也成了苏都奇闻，咱们侨胞大声叫好也大为扬眉吐气，为此一代大师成功演出感到骄傲。
梅先生1950年代再度访苏，拟说仅带了伴奏音乐录音磁带，效果当然比不上1935年的全班文武场面了。1950年代梅先生请我看葆玥、葆玖的戏，并对我说今后不兴男扮女，可葆玖姐弟都爱好，一演须生一唱旦。其实两位成就都不错，葆玥还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，谙习外语，唱腔受李桂芬亲授，也极迎刘鸿声和孟小冬，嗓门之高也不同凡响。
我1958年调皖，1961年曾到过北京，可惜无暇去护国寺街看望梅先生，1950年代某年在我家吃饭后又在一位刘医生家里同过席看日蚀，以后即未再见，每想到他的音容笑貌、待人接物的诚恳厚道，很懊恼在上海时没多和他接近，向他学习做人。
有一次他演《白蛇传》，或是《洛神》，下戏后李释戡老先生还陪我到后台看他，正在卸装，一看到我说：“您发福了。”还约我去他家吃夜宵，我因次晨有课要上江湾复旦授课，婉辞了。梅先生对我很厚，要他画扇说要好好地给画又说：“明儿个我得好好请您吃一顿……”1937年我回国探亲，他特地乘车到模范村接我到冯耿光先生家晚餐，尽管他那时正患感冒，冯先生一再叮嘱要保重，可他还是请我吃上一餐美馔，可见他对朋友情深，所以能团结人，也从来不背后议论人家长短。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中“文人相轻”成了第二根性的人好好学习吧。
梅先生在抗战期间隐居沪上，蓄须明志，坚贞不屈，高风亮节，足为人矜式，他和我父执叶恭绰老先生合作，一画一写。叶老也同样从香港回到上海“孤岛”，不受伪职，以卖字为生。梅画叶字可称双绝，我有他们书画的扇面，可惜不是合作。叶先生的书法苍劲雄迈，海内早有定详。梅的画自成一格，唐云兄说不像双于道人汤定之。唐和梅是在我家便宴席上认识的。可梅先生却自承是汤的嫡传，在他京沪宅子厅上所是汤老的画幅，未逾老师规范，可能是他自谦，不忘本师吧。他和吴湖帆、欧阳予倩、周信芳都是甲午生人。吴湖帆送他画上款写作“庚兄”，他们几位同年生人虽在沪西一位朋友家里合影，让我父冒鹤亭坐在中间，因他们出生之年正是我父中式之岁，这也算是一段佳话。
甲午同庚千龄会合影
梅收藏的文物是有选择的，着重在有关文学、戏剧、舞蹈方面。我送了他册精装芭蕾舞巨星A ·巴甫洛娃的小传画册，绿缎封面，选用佳纸精印，照像图片精美清晰，还是十月革命以前印行的，在苏联当然也是珍本。我原藏有梅先生剧照多帧，是他送我老伴。记得他拿出几十张照片让老伴挑选然后亲笔题名，说：“就这些，请您随便挑吧。”可惜这些名贵剧照都遭洗劫，不知尚在人间否？
过了快二十多年，我的小女儿冒怀管那时还念初中，对他说：梅伯伯我要您的照片。梅连声说，好好一定给你。我记得我挑了一张《霸王别姬》剧照，梅说：不好，送给九姑娘还是挑张漂亮的。随手拿出一帧《洛神》剧照，题了“送给君慧小友梅兰芳”，并和她合影留念，可惜光线太差，拍得不理想。我女儿还拖两条小辫子呢，现在她已四十开外的人，身在外国学习。
1981年和她同访西旧帘子胡同梅先生寓所，人往空留遗照在，我们在梅先生伉俪相前默念致敬。赶上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，梅派传人连续演了他生前得意之作。我和姬传老人在剧场并排坐着，不无人往风留之感。幸好葆玖能继承父业看到他的《穆桂英挂帅》和与俞振飞先生合演的《奇双会》，恍如梅先生仍在轻歌曼舞，葆玖跟他爸爸真音容毕肖呀。
梅先生在苏联深受欢迎，对东方艺术团体来说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。谁说俄罗斯人看不懂中国戏曲。使我明白一切艺术都有相通之处，而且从“通感”来说，“听不必以耳，视也未必以目。音乐有颜色可以看到五彩缤纷，舞蹈更有代表语言。”
我尝试放了余叔岩的《战樊城》唱段给VOKS一位法语专家听，他从（旋律）“一事无成而鬓斑，叹光阴一去不回返”听出哀怨悲愤之音。我个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。有一年去西德看望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老先生，我到店里买点什么，一进门店主却用俄语问我要什么？我那时的服装完全是欧式（非苏联式）配备。我问白俄店主怎知我懂俄语。他说，他感觉到的，即闻到什么俄国味吧。先生的唱也未必人家完全不能欣赏，至于做工妙可传神，俄国观众是全心微笑报以热烈掌声，而且鼓在节骨眼，谁说异域没有知音呢！
（《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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